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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盧光琇:政協經歷是我人生寶貴財富
發布日期:2019-08-03 來源:湘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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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光琇,1939年4月出生,生殖醫學與醫學遺傳學家。曾任第四、五屆九三學社湖南省委主委,第八、九屆湖南省政協副主席,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

湘聲報記者 黃達攝

在政協15年的工作時光,對我來說,是脫胎換骨的改變。政協是我的家,在這里我得到了溫暖,得到了政治上的成熟。

新中國成立后,我的父親盧惠霖曾在長沙市政協工作,后來擔任了民盟省委主委和省政協副主席。我與父親有著相似的從政軌跡,先后擔任了九三學社省委主委、省政協副主席,這成為我人生中一筆寶貴的財富和經歷。

從科研世界走向開闊舞臺

在我上中學時,湖南省和長沙市的民主黨派辦公地點在彭家井,因為我父親是民盟省委主委,很多民盟的干部經常來跟他商量工作,談的都是參政議政,當時我還覺得挺有趣的,就在旁邊聽一聽,這是我對民主黨派最初的記憶。

1993年,我加入九三學社,一邊做科研一邊履職。在1997年至2007年,我擔任了九三學社省委主委。

當初加入九三學社的時候,父親曾問我為什么不加入民盟。因為父親曾是民盟省委的主委,他很希望我加入民盟。但在我看來,無論加入哪個民主黨派,都是統戰工作的一份子。

1988年,盧光琇(后中)與父親盧惠霖參加研討會

那個時候我要做科研,天天呆在實驗室里,加入民主黨派后經常要開會,剛開始我還有點不理解,后來我才真正體會到,正是經過那個時期的磨礪鍛煉,我才明白怎么去辦好一家醫院,怎么帶領我的團隊走向正確的道路,怎么去愛黨、愛國、愛人民。

同時,我從自己的微觀世界走向了一個非常開闊的舞臺,讓我能夠更好地了解中國共產黨、了解國家、了解人民、了解社會。

如果說九三學社讓我得到了成長,那么政協就進一步錘煉了我。而且政協就像是我的家,在這里我得到了家庭般的溫暖,也得到了政治上的成熟。如果沒有正確的思想,在工作上就可能會迷失方向。作為一名科研人員,絕不能只埋頭拉車,一定要抬頭看路。

除了自身所處的專業領域,教育、扶貧、經濟發展等都是我關注和履職的重點。2006年,我代表九三學社中央在全國政協常委會議上作了《深化教育改革,促進教育公平》的主題發言,得到全國政協和相關部委的高度重視。參與的《構建懷化物流經濟圈,帶動湖南西部和我國大西南地區經濟發展》調研課題得到重要批示,并在中共湖南省委制定大湘西戰略相關政策時被采納。

逐夢優生健康“產學研”

我的父親盧惠霖,是醫學遺傳學家和醫學教育家,也是我國醫學遺傳學和人類優生學的奠基者與見證人。從記事起,父親就告訴我,不育不孕、遺傳病等,是一直困擾人類健康的幾大難題,也是目前生命科學的攻堅領域。在我的一生中,父親無疑是對我影響最深的一個人。

作為我國醫學遺傳學的奠基者,父親在舊中國沒有辦法實現自己的理想,新中國成立以后,父親有了很好的機會和舞臺,用30年做了大量工作,為我們繪制好了藍圖。此后,我把他的事業繼承下來,再走過40年,走的過程非常艱辛,但收獲也很多。

1978年,已是78歲高齡的父親,在一系列基礎研究之后,提出了中國生殖工程的全新夢想。我成為父親實現夢想的主力助手。在父親的帶領下,1981年,我國國內第一個人類冷凍精子庫在湖南醫科大學建立;1983年,我國國內第一個人工授精嬰兒在湖南誕生;1988年,我國國內第一例試管嬰兒在北京誕生……我國輔助生殖事業不斷發展。

1983年,盧光琇團隊建立了早期改良冷凍精子庫

后來,我又經歷了科技改革、醫療改革、教育改革。為什么我會從科技創新中走出來?在擔任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時,我在科技界,當時全國科技改革把大量的科研推向產學研、推向市場,只留下少部分科技工作者從事國家急需的基礎研究,那時候很多知識分子想不明白。

我了解到,國家投入很多資金開展科研,但是真正奉獻給國民經濟生產的并不多,我覺得科技改革很對,當時我就下定決心走產學研的路。

在經歷改革的過程中,我也明白了應該怎么做科研。一部分基礎研究用來解決實踐工作中所需要的,不能脫離現實閉門造車,尤其像我們這樣做醫學臨床研究的,臨床的基礎研究更要解決病人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

進入新世紀后,沐浴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我徹底擺脫束縛,走上產學研之路。2002年,中信集團與中南大學牽手,組建了現代化的中信湘雅生殖與遺傳專科醫院;2005年又獲批組建人類干細胞國家工程中心;2012年,我們誕生了世界首批經大規模平行測序技術出生的試管寶寶;2015年我們誕生了全國首例“無癌寶寶”……

從一名站在手術臺上的外科醫生,到走進實驗室拿起試管,再到進入全新的輔助生殖行業,“優生夢”和“健康中國夢”是我一生追逐的夢想,我們走出了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產學研之路。

1988年,盧光琇與父親盧惠霖參加在岳陽舉行的全國生殖技術及社會倫理法律問題研討會

父女接力建言母嬰保健立法

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和省政協副主席時,我參與了很多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就是其中之一。

早在1983年,父親就提出要制訂“優生法”,隨后他參與了由衛生部牽頭組織的起草工作。1986年,他又被全國優生優育法規起草領導小組聘為起草《優生保護法》專家咨詢組成員。

后來,我參與了母嬰保健法的討論。作為衛生部產前診斷專家組成員,我多次為產前診斷的規范管理提出建議。1994年,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

在上世紀80年代,我認識到輔助生殖技術不僅僅是自然生殖的延伸,隨著更為復雜的高新技術對生殖過程的干預,將會帶來系列的社會、倫理和法律問題。比如性別選擇、代孕等問題,這是違背自然的,必須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加以明確。后來我在擔任全國政協常委的時候,提出了輔助生殖技術必須立法的建議。

作為衛生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精子庫技術專家組核心成員,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我全程參與了衛生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人類精子庫技術管理辦法》及其相關標準、規范、倫理學原則的修改和制定。2000年,我在全國政協九屆三次會議上提出《在我國開展輔助生殖技術并加強對該技術進行宏觀管理的建議案》,推動衛生部發布了6條關于輔助生殖技術的技術規范、基本標準和倫理原則等。

2001年以來,我又多次主持衛生部對生殖中心、精子庫機構的審核和校驗,是中國輔助生殖技術標準的制定者之一。

我們國家的輔助生殖之所以能夠快速發展,我覺得與立法有關,有標準了,大家知道怎么去開展這個工作。最開始,這并不是我一個人的想法,當時我們一群醫學輔助生殖技術的專家都希望國家立法,一群年輕人在一起商量,我就在政協這平臺提出來了。

深山調研3年為補碘鼓與呼

1992年至1994年,在衛生部婦幼司建議下,我帶領6個專題調研組,在張家界汪家山村開展了為期3年的調查。

1992年至1994年,盧光琇多次赴張家界山村調研

當時村里還沒通車,要走很長時間的山路才能到達汪家山。村子位于高山之上,沒有公路、沒有電,許多房子破得不得了,墻是用玉米稈和竹子撐起來的,再加點黃泥巴敷上去,常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很多村民家里床都沒有,即便是家里有床的也就是用竹篾子捆起來,上面鋪稻草。眼前的景象,幾次讓我傷心落淚。

在走訪調查時,我們發現村莊不僅貧窮,而且有一批孩子是癡呆。這些患病孩子不能讀書,不能給家里幫忙,導致家庭更加貧窮。為何一個村子會出現這么多癡呆,這確實要引起關注,我下決心查明原因,于是決定在村里住下來。

后來,我還多次帶人一起去調研。經過3年調查后,終于找到了原因,是當地人缺碘引起的克丁病。

在18世紀的時候,阿爾卑斯山法國一帶曾出現很多克丁病患者,沒想到我們這里也會有。調查完后,我們把有關材料分別給了民政部和中國殘聯,引起各方高度重視,推動了1994年全國補碘行動的展開。

在調研之余,我還積極為改變汪家山村貧窮落后的局面奔走,幫助村里建起了簡易公路,搭建了電網。25年以后,我再次到了這個村,村里已經變了大樣,家家戶戶建了嶄新的樓房,公路水電一應俱全,讓我感到非常欣慰。(文|湘聲報記者  羅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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